孙中界给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写了封求助信：“请您为河南人做主，一定要还我清白，我实在被冤枉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顾佳赟、刘耿、张欣_上海、北京报道
半块砖头被张兰平狠狠地抛起来，扔向一幢白色小楼的窗户。砖头没有砸到玻璃，落下来砸中了楼下停着的一辆丰田车。
很多人劝阻张兰平，这个愤怒的湖北女人仍朝着窗口跳脚怒骂。
小楼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丝合缝。帘子的边角不时被掀起，大大小小的眼睛关注着楼下的局面，发现有愤怒的手指指向自己，赶紧又把窗帘拉上。
这里是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门口。10月19日，星期一，通常在这个日子会有很多来作笔录、交罚款的人，他们多被认定为黑车运营者。
这个星期一的气氛有些异样。执法大队办公大厅里空空荡荡，外面却人头攒动。包工头领着戴头盔的农民工来了，民工亮着胳膊上据称是执法者殴打留下的新鲜伤疤；家具厂的小老板，卖猪肉的个体户，还有因为拉黑车罪名而失业的公司职员。
最引人注目的是18岁的河南小伙孙中界，他的左手缠着白花花的绷带。5天前，被指认为黑车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百口莫辩的孙中界一刀剁掉了小拇指。
孙中界“断指示清白”引起广泛关注，网上评论已将其与“开胸验肺”相提并论。而有关部门的疑似“钓鱼”执法，再次成为焦点。
不少自认并非黑车但也曾遭遇“钓鱼”的人们，从孙中界身上看到了洗脱罪名的希望。
一条受伤的“鱼”
各路媒体要求孙中界坐在“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几个烫金大字前摆拍，这个来上海不到一个星期的小伙子，已经会很娴熟地配合了。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他甚至还有些兴奋。
孙中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0月14日晚，他举起菜刀剁下自己的小指时，一点疼都没感觉到，只觉得心里的冤屈要找个地方释放，“这样陷害人，我怎么也想不通！”
他的哥哥告诉本刊记者，手指已经接上，未来功能还是要受影响，接近4000元的医疗费，差不多是他两个月的工资。孙中界打断哥哥：“如果我能用一根手指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也值了！”
那是他来上海的第三天，也是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的第二天。他的任务是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宿舍接工人去上班。
当日19点30分左右，孙中界去公司取油卡，到鲁汇加油站加了油，然后准备去航头接工人。他沿闸航路由西向东行驶，驶至召泰路口，一名20出头的背挎包男子拦住了他。“兄弟，帮帮忙吧，我穿得少，冻了一个小时了，实在等不到车。”
“见他可怜，我放他上了车，还与他聊天，他说在搅拌站工作。”路上，那名男子主动谈钱，孙中界没吭声，行驶了不到1分钟，男子就叫停车。与此同时，他从裤子右侧口袋里掏出10元钱扔在驾驶台上。
“他右手掏钱，左手拔车钥匙，左脚踩刹车板，这三个动作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完成的，就像训练过的杂技演员。”孙中界向本刊记者比画着说。他还没有从这个突然变故中回过神来，车右侧已驶来了一辆金杯车，车上跳下七八个人，卡脖反扭手臂将他强行送下车。孙中界拿出手机想报警，被一把夺去。
金杯车将他运送到一个无人的小巷内，早有一辆依维柯等在那。车里已经扣了何亚雄，一位开家具厂的四川籍工厂主。带着“执法”臂章的人拿出一式三份的文件要孙中界签字，但却用手捂住文件内容，他起初拒绝，最后因为尿急，不得不签，才被允许在6个人的监视下去上厕所。
孙中界、何亚雄在依维柯上干坐着。半小时后，一名河南许昌籍司机被押上来；再过半个小时，江西籍包工头邹长根也被押上来。
直到离开依维柯的时候，孙中界才弄明白，自己的罪名是“非法营运黑车”。
一群愤怒的“鱼”
获释下车时，发还给何亚雄的手机没电了，他借用了孙中界的，他们因此取得了联络。而在周一，他们又在执法大队门前碰到了邹长根。
此前，“鱼”们在执法大队面前都是一副忍气吞声的模样，但是断指事件使所有“鱼”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邹长根带了五六个民工，扛着一箱饼干和一箱矿泉水，坐在执法大队门前马路牙子上，自称要“自带干粮闹革命，非要讨个说法出来”。
孙中界所属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管理部经理赵敬华也很激动：“上海还有没有解放军，来打土匪啊！”
群众的情绪在发酵，执法大队的冷漠态度又恶化了这种情绪。门卫对每一个来访者说：“大队长、副大队长们全都出去开会了。”但却有眼尖的人确信自己从某个窗户后看到了向下张望的某队长，并嚷嚷了起来。在信访接待员抢夺本刊记者手机时，群众自发保护。
孙中界的哥哥很会借用媒体力量，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央视、《大河报》和《河南日报》等媒体的联系方式，事发后，河南电视台的记者一下飞机就直奔执法大队。
孙中界无奈中给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写了封求助信，寄回老家：“请您为河南人做主，一定要还我清白，我实在被冤枉了。”
媒体的关注，对于“钓鱼”执法的质疑，使之前已经结案的案主赶来执法大队寻找转机，在场者称联合百八十人一起上访不成问题。
据本刊记者现场调查，这些自称被冤枉的司机的经历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所驾车辆外地牌照居多；二是车辆多为金杯等面包车（据说是因为面包车驾驶和副驾驶之间没有障碍，“钩子”踩刹车时便于行动）；三是大多都在夜间被抓；四是执法地点多在偏僻郊外，每起抓捕都有七八名执法者共同行动，然后用一辆“摆渡车”将上钩的“鱼”送到无人处停泊的一辆依维柯上。
许多被定性为黑车的案主，看起来缺少非法营运的主观或客观原因：孙中界被抓时只来上海三天，基本上只认得自己工作要走的路线；吴大朋的车里放着许多盛生肉的塑料筐，散发着熏人的臭味；邹长根被钓时车里还载着4名农民工，正急着送他们上工；本刊记者登门核实何亚雄的情况时，发现他是荣瑜家具厂的合伙人，年收入三四十万元；丁德根的车，3年才开了6万公里。
也有豪华车被钓。有在场者称，奉贤建交委一刘姓副主任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被查处的黑车中有宝马、有奔驰”，事后可能觉得不妥，要求记者将这句话抹去。
“这些有钱的车主还会用宝马来做黑车生意？”上述在场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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