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地铁开展了针对逃票现象的整治。有报道称，上海地铁日均万人逃票。逃票者的逃票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钻过或者翻过闸机，有的紧贴前面的人通过，有的冒用敬老卡或其他免费证件。对地铁逃票现象屡禁不止，不少网友给出自己的理由：地铁票太贵，罚款太轻，居民素质有待提高，等等。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曾构建了一个经济模型，解释人们是否愿意参加革命。这个模型有助于解释逃票者为什么会逃票。在这里，我们令R表示潜在的逃票反应，B是逃票者乘地铁带来的收益（正值或负值），P是逃票得以成功的概率，D是通过逃票得到的私人利益，C是逃票的私人成本，可以用下列方程来描述逃票行为：“R=BP D-C”。
根据这个方程，如果R是正值，这个人就逃票；如果R是负值，就不逃票。还可根据R数值大小判断一个人逃票的积极性，R愈大，逃票的积极性就愈高；R愈小，逃票的积极性就愈低。乘客将根据逃票的私人收益和风险做出是否逃票的决策。显然，如果逃票后乘车所带来的正收益越大，逃票成功的概率越大，得到的利益越多，付出的成本越低，人们就越倾向于逃票，反之，则不倾向于逃票。
就上海地铁里的逃票行为而言，如果逃票乘车收益很大，逃票成功的概率很高，每次逃票的收益也是固定的，而付出的成本却很小，那么，乘客就有逃票的倾向。这还会形成一种破窗效应：当不少人看到逃票者成功却很少受到惩罚，即便受到惩罚也很轻，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逃票倾向。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抑制乘客逃票的因素有很多，如怕丢脸、有道德信念等。
中国人去挪威、德国、美国旅行，会发现这些国家很少出现逃票现象。西方不少国家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在两方面做得比较到位：一是逃票者一旦被抓住，付出的成本很高，不仅会被罚款，还会被记入个人信用档案，给今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二是拥有比较完善的交通管理系统，使逃票成功率大为降低。
这里有个经典案例，可以解释为何挪威人不愿逃票。1986年在挪威，当一列火车出发后，列车员统计出来的乘客是1206位，而车站售出的票是1205张。从没检过票的乘务员很快找到一个叫索亚斯的逃票者，他给出的解释是起床晚了，没来得及买票。但解释是没用的，他不仅必须补票，还需要缴纳与票面价格等额的罚款。他付出的更惨重代价是，日后再乘火车时，都必须主动去列车员那里受检。而且，他上了不守信用的“黑名单”，如果再去银行贷款，就算挪威首相给他担保，他也不会贷到一分钱；如果去商场买东西，信用没污点的顾客可试用三天，索亚斯就没这个权利。
这样，由于惩罚严厉，挪威很少出现逃票现象。
德国有一套监督社会成员信用的完善体系。德国中央银行设有专门掌管社会成员（包括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服务机构，从事信用评级、信用管理等业务。德国很多公共交通车辆上都没有检票者，逃票成功的概率是有的，但有人不定时查票，一旦查到逃票就会严厉惩处。除受到巨额罚款外，逃票者个人信用档案里会有一笔不光彩的记录，以后出国签证、贷款等都会受到限制。
在美国，逃票的成本也不仅是罚款了事，也会记入个人信用档案，给个人今后生活带来巨大不便。而且，在美国查逃票还会有意外收获：逃票者留下的指纹往往成为抓捕逃犯的证据。资料显示，美国纽约上世纪80年代犯罪率很高，而后警察发现抓逃票很有收获：每7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20名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所以警察愿意认真地去抓逃票，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下降，治安大幅好转。
解决眼下的地铁逃票问题，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提高逃票的成本。受客观条件限制，我们的个人信用体系管理不善，故目前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个人信用体系那套严苛的办法，但也可采取一些相对较温和的办法，比如逃票者不仅会被罚款，还要受到诸如曝光、个人信用适当降低的惩戒。第二，地铁方要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最大限度识别出逃票者，降低逃票成功率。第三，从细微入手，搞好地铁服务，不要让逃票行为形成破窗效应。
当然，除这些措施外，地铁公司也要听取民众呼声，比如，是否能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票价呢？
更多内容请点击：
（）
作者：责任编辑：夏竞团购开始网友热评您的称呼并不表明中山网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